以前，碰到國外研究中國攝影的學者，在說起從“十七年”一直延伸至今的主流宣傳照片的笑容時，他們會不解地問，照片上的人怎么這么容易笑。言下之意，這些個笑臉怎么這么廉價？對于這個問題，自己總覺得那就是宣傳照片的常套手法，但也沒有機會細想。不料，近日在常州攝影家湯德勝的攝影展《知青——穿越時間的重量》研討會上，發(fā)言者的話題一度集中在當時攝影中的笑臉生產(chǎn)上，而且給出了諸多解釋。聽聞之下，發(fā)現(xiàn)情況可能還真有點復雜。在此給出簡單記錄，錄以備考，并供思考。
比如，在為湯德勝的知青攝影展圖錄寫了長文的當?shù)財z影評論工作者孫慨看來，“誠如人們總是忌諱灰暗和陰森的圖像而偏好明快、亮麗的景色一樣，笑臉在艱難和無奈的歲月，是抵御消沉、沮喪、憂憤，預防自我墮落的護身符，也是被攝者和拍攝者共同祈愿理想未來的吉祥圖景?！睂O慨的對于被攝者與拍攝者都有著“同情之理解”的分析，不失為一家之言。
而作為湯德勝的知青攝影展的策展人，法國人黎靜(Bérénice Angremy)則認為，
“湯德勝的取景方式是依據(jù)在當時的中國唯一可見的政治宣傳照片的標準來拍攝的”，這個模式與審美還包括了1920年代的蘇維埃宣傳模式的影響。顯然，她的評價是一種基于歷史譜系的分析，為笑臉的生產(chǎn)打開了一個歷史視野。但我們也還是發(fā)現(xiàn)，在笑臉式宣傳照片的老祖宗蘇聯(lián)人的照片里，無緣無故的笑臉還是要比咱們少。這可以以我最近剛到手的《政治影像》一書為證。
而我在會上談到，一個無法忽視的原因是攝影作為一種隱形權力對于人的規(guī)訓的作用。打小大家都被教育著(在照相館被攝影師、在家里被家長)在拍照片時要給個笑臉。因此我們看到，太多的肖像攝影，都是笑意盈盈的面孔。盡管生活本身的曲折在所多有，但在那些肖像照片里，卻從來沒有慘淡的愁緒。所以，出現(xiàn)在湯德勝照片里的那些知青們，即使在廣闊天地里有百般怨氣，無望甚至絕望，但臨到拍攝作為政治任務(也是鬧劇，如“請寶書”)的照片時，在面對照相機鏡頭這個玻璃做成的無機眼睛時，卻往往還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牙齒。當然，在這種集體性行為中，在政治高壓與宣傳的要求之下，一起站到了照相機鏡頭前的知青們，誰又能夠勇敢到不笑呢？植入內(nèi)心的攝影規(guī)訓與外在的壓力的綜合作用之下，這笑臉還是不情不愿地出現(xiàn)了。
有意思的是，來自北京的《攝影與攝像》雜志的社長、總編溫寧先生，卻從一個有七年多插隊經(jīng)歷的老知青身份，對于那些在那個陰暗年月里的笑臉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。他說，當時在農(nóng)村的知青工分掙不足，但有時會被要求參加這樣那樣的政治鬧劇。雖然最初知道在這樣的鬧劇中面對照相機時要假裝笑臉，但一旦知道參加這種活動往往可以給工分，于是就有發(fā)自內(nèi)心的笑臉了。因為這么笑一笑卻也可以掙點工分，于生活小有幫助，焉有不給笑臉之理？這是他基于當時個人實際生活體驗的解釋，誰也無法否認其真實性。聽他這么一說，才發(fā)現(xiàn)這些個燦爛的笑容其實很復雜，既有當時鬧劇的需要，也是出于個人利益的滿足而綻放出來。這個從“假笑”到“真笑”的秘密，也許只有像溫寧先生這樣的過來人才能道破其中“奧妙”。如果沒有他的這番解釋，摻雜此中的“真”與“假”誰人識得？顯然，這跟人性有關。雖然今天大家可以否定知青上山下鄉(xiāng)，但能不能保證這類事在以其他形式在其他時候出現(xiàn)時，人們因為可以自圓其說的原因而再次加以配合并且獲得后人的“同情的理解”？
就像當年無法回避特定時代的政治與審美的影響一樣，今天的人們也無法不質(zhì)疑當時的笑容背后的真實性。老實說，現(xiàn)在來理解那個時候的攝影圖像(包括笑臉照片)的生產(chǎn)，已經(jīng)存在著諸多困難。而這樣的充分討論，就有其必要性。大家達成的基本共識是，盡管這些照片中有“笑臉”，但決不能讓這些個“笑臉”給后人以歷史的錯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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