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島、顧城、舒婷與“星星詩歌節(jié)”，楊麗萍的舞蹈，呂澎、黃專、王廣義與廣州雙年展，張藝謀和鞏俐的電影……物質貧乏的時代，這些精神作品在**著人們前進。但若想要完成對自我的救贖，唯獨靠自己的力量，憑借自己的一言一行。
奶奶鄒桂蓮，1976年，成都。肖全第一次給人拍肖像。那是個正午，對曝光、構圖什么都還不懂的肖全，拍出了一張杰作。
肖全拯救自己的方式是攝影以及每一張定格的圖像，他既是那個時代的參與者，也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。
肖全的攝影屬于卡帕、布勒松、馬克·呂布這個陣列———瞬間、尋常卻準確而保持著陌生。在早年的攝影雜志上，任何關于馬克·呂布、布勒松的字句，肖全都不會錯過。尤其是阮義忠編寫的《攝影大師訪談錄》，形容為“如饑似渴吞咽著讀”，甚至都不為過。
圣馬可廣場，一對母女的背影，2013年。
馬克·呂布、布勒松對世界格局的分析和報道永遠都站在最高點。這樣一顆種子，在肖全心底發(fā)芽。他不斷試圖模仿，這也是《我們這一代》堅持下來的最大理由。對文藝圈僅一知半解，最初也沒人能想到，肖全能夠為那個時代的文藝圈留下最美的存念。
在那十年里，肖全走遍中國，為那一批時代孤獨者留下了他們這一生或許最美妙的影像。
“他東奔西突，將脆弱的身體蜷在散發(fā)尿臭的火車道上，把抒情的心靈耗了不少在異鄉(xiāng)的黑暗，孤寂的旅店，擁擠的汽車，粗糙的食物上以及尋訪和等候中，他像一個小精靈似的，不知不覺就滲入了那些孤獨者的隱秘世界。”好友鐘鳴曾在1992年的一篇文字中，這樣去描述肖全。
肖全1959年出生于四川，做過空軍，退伍后在四川廣播電視大學沒做多久，就把鐵飯碗砸了，跑去北京給楊麗萍拍片。
“他是‘我們這一代’中的一員”，呂澎認為，肖全的秉賦與天性使他通過照相機成為“我們這一代”的見證者與參與者。他總是本能地，感性地，瞬間而隨意地，去觀察大街小巷，抓住人物與細節(jié)，使得那些一剎那的瞬間中固定的情形，成為了讓人難以忘懷的往昔，成為可以讓人感知的歷史語境。
近些年，肖全更多走到世界各地，去觀察外部世界的普通人是如何與這個世界打交道的，他的拍攝也更多圍繞當地普通人的日常展開?？吹降膬热莶灰粯恿?，照片也比原來更加自由和遼闊。肖全說，這或許就是視野的變化。
唯一不變的是肖全個人內心對影像的投射。
與肖全合作過近15年的楊麗萍，曾對肖全說，“你是個特別感性的人”；而李媚也用“難以形容的溫存”來形容肖全。肖全去北京拍攝《我們這一代》時，接待他的詩人戴定南就特別喜歡肖全。“我一看就覺得，他是我的陽光。”戴定南還曾給肖全寫下詩歌，“上路吧，上路就是陽光。”
竇唯，1993年9月，北京。肖全說，不是有名的人他都拍，他喜歡拍有獨立思考的人。
口述
普通人制造影像的權利
直到現在，我都還特別感激“文革”那段時光，母親帶著我們一家老小從成都赴武漢。雖然母親是為了躲避批斗的風險，我也因而沒能按時進入小學念書，但大舅舅用來給我們在長江大橋前拍合影的那臺120雙鏡頭相機，讓我第一次對相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那次，在武漢工作的表哥還帶我第一次進了暗房，怎么去的、哪里的暗房，現在都基本憶不起來，但那時在暗房的紅燈下，拿個夾子在藥水里一晃一晃，影像就顯現出來的過程，我現在也忘不了，特別著迷。
一直到“文革”結束后，成都都看不到什么展覽，或許有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會家中兩個皮箱里的筆記本內，夾著不少家人的老照片，那里對幼年的我來說就是一個神秘的地方。每次放學，除了在哪偷點吃的，以滿足胃里的需要，其他時候基本都在箱子前度過。
每次翻看那些外婆或是爺爺的照片，讓我建立了對影像最初的一種記憶。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最早的啟蒙，其實現在回憶起來，能在“文革”那會兒就接受到這些，應該算非常早了。
雖然當時我們家是院子里十多戶中最有錢的，但父親在鐵道部修鐵路的工作，也不可能說富裕到給家里添一部相機。從武漢回來后，我也很長一段時間再沒接觸相機。
直到快念高中，二姐從朋友那借到一臺120相機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掌機，在家中院子里搬了個藤椅，讓不識字的奶奶拿著畫報看，給她拍了我的一張人物肖像照。
我只記得那天恰好正午，在一個特別大的頂光環(huán)境下拍攝，我也不知道為何當時這張就是一個散射光。在那個時候，我也根本不知道構圖、曝光……不像現在，這些換算都早已融在血液里。如陰天，快門六十分之一秒，光圈5.6肯定沒問題。當時，也許就是老天在幫我，讓我即便是完全蒙的一個狀態(tài)也拍了出來。
不過，就是這張照片，后來在顧錚給我策展的《女人時間》影展上展出。封新城看到后，甚至還開玩笑說，全兒啊，你當時拍的這張照片，后面就沒有一張超過它。
1980年，我開始到航校當兵。在這之前，自己也一直學畫點素描之類的東西，那會兒就逐漸感到自己手上的技術已跟不上眼里看到的東西。就找父親想要買一部相機。父親可能想我當兵也辛苦，攢了一段時間，寄了180元給我，讓我有了人生的第一部相機。
180元在當時，近乎一個人工作半年的全部積蓄。現在還有段子說，張藝謀當年為了一臺相機去賣血。這事雖然我沒和他核實過，或許為誤傳，但當年那種窘迫都大致如此。
父親送我相機，可能他覺得就是一個玩具，就像我想要個皮球，他就買個皮球送給兒子一樣。但他根本沒想到，從此這樣東西……就像很多其他攝影師，我因此踏上攝影之路。
得到第一臺機器，我的激動可想而知。當時就覺得，自己得到了一個制造影像的權利。不用去借別人的相機，可以有一臺永遠屬于你。
1993年9月，北京，詩人食指。這次拍攝讓肖全深受震動，幾乎無法繼續(xù)拍攝《我們這一代》。
